德鲁克一生的呐喊,余音绕梁。

文5900字|阅读约15分钟

  • 作者 | 朱岩梅
  • 来源 | 管理进化论

彼得.德鲁克(1909~2005)一生写过49本书,近千万字,对我而言,最具震撼力的是这25个字:

有绩效的、负责任的管理,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。

这段话摘自较少被人阅读的一本书《经济人的末日:极权主义的起源》。

德鲁克去世后,他的故居被改成纪念馆。在客厅入门处最显眼的地方,立有一块牌,上面就节选了他此书的这段话——

“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,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的、独立自治的、高绩效的运作,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。有绩效的、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。”

01二十九岁青年的呐喊

《经济人的末日:极权主义的起源》是德鲁克的第一本著作。这本小书于1939年春天出版时,他还不满30岁。

书一面世,旋即引起轰动。丘吉尔不仅为本书写了评论,还在登顶英国首相后,下令自己的士兵必须人手一本。

当年9月二战爆发,德军在1939年的胜利让法西斯集团信心倍增,世界迎来一场生灵涂炭的大战。

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,早早就读过希特勒的《我的奋斗》,洞悉到他的野心。

出版此书,德鲁克是想说明欧洲社会的崩塌和瓦解。希特勒和极权主义的出现,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,是社会崩塌的结果和表现,而不是原因。他通过这本小书向世界发出警告:“未来很可能不是更好,而是变得更坏,因为一种更坏的秩序——法西斯主义,将会笼罩整个欧洲。”

德鲁克认为:国家与家庭之间存在很大的断层和空白,这很容易为极权体制垄断社会资源让出空间、提供机会。只有在一个多元的、组织型的新社会中,不断有新兴企业和非盈利机构出现,而对这些组织进行有绩效的、负责任的管理,是对抗和替代极权的唯一选择。

受“创新之父”熊彼特(是德鲁克父亲的同事,经常来家里参加沙龙)的影响,以及离开德国后在英国与凯恩斯交流碰撞,德鲁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。《管理的实践》、《卓有成效的管理者》等广为流传的经典著作,塑造了遍布全球的杰出企业家和领导者。

然而,这本《经济人的末日》远未像其他管理书籍那样影响广泛(微信读书也尚未上架)。德鲁克被贴上了“管理大师中的大师”、“现代管理之父”的标签,从某种程度而言,是“矮化”了德鲁克的思想。他对自己“社会生态学家”的称呼,确实更加贴切。

德鲁克有犹太血统,当年他深刻地洞察到德国和欧洲的未来,很有先见之明地离开了德国,逃出了法西斯的魔爪,辗转从英国落脚美国,投入大半生精力开创了管理学的研究。

可以说,故居门口这句话,是德鲁克一生的呐喊。

02重新定义“受过教育的人”

德鲁克,生于维也纳。父亲是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,是创新理论的“鼻祖”熊彼特的老师。母亲医学出身,在那个年代女性学医是非常罕见的。他的祖母在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担任独奏,当时的团长是大音乐家马勒

童年时代,父母几乎每周都把朋友们请到家里晚餐,或讨论时事,或讨论医学课题,或开音乐会。德鲁克每天都沉浸在智慧的殿堂,耳濡目染,聆听大人们用各种语言传述不同领域的高等知识。父母为孩子们塑造的,是能激发智慧火花的教育环境,而不是仅注重学术知识传授的地方。用《大师的轨迹——探索德鲁克的世界》作者杰克.贝蒂的话说:即便当年德鲁克没有上过一天学,仍然可算是受过良好的教育。

德鲁克的学习,基本上都是工作之余在图书馆进行的,他称自己的大学经历是“兼职学习”。他在经济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管理学等方面都有精深造诣,不是因为他的聪明,而是因为他的勤奋。对他而言,学习新事物最能让心灵感到喜悦,是一种能够和读者分享快乐的恩赐,而非向世人炫耀自己的才学。

每隔三四年,他就会选择新的主题来研究,可能是统计学、日本史、日本艺术、莎士比亚。每个新的知识领域他都下苦功学习,以满足他对世界的好奇心。比如,他对日本艺术的研究非常深入,甚至在加州Pomona学院兼了6年的课。

他身体力行实践着“活到老、学到老”,也向世人建议应全方位地学习各种新知识,从而进行自我更新。有一期《福布斯》将德鲁克作为封面人物,并评价他“仍然拥有最年轻的心的人”。

德鲁克认为:将来受过教育的人,就是那些认识到不断学习的必要性的人。这是一个新的定义,它将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这个世界。的确,教育的重心应做大幅度的改变,从以往集中资源供年轻学子“长时间的学习”,改为重视成年人的“终身学习”。

03相较经济,德鲁克更关心的是“人”

德鲁克早年在英国学习时,经常去剑桥大学参加经济学家凯恩斯主持的研讨会,聆听这个大师的教诲。有一次,德鲁克“突然领悟到一个事实,那就是满屋子的人,包括凯恩斯本人和聪明有才华的经济系学生,只对商品的行为有兴趣,而自己却更关心人的行为”。作为基督徒的德鲁克,关心“人”、而非经济和商品,再自然和正常不过了。

正是因为关心“人”,德鲁克决心投身管理领域,并以此为终身事业。在德鲁克眼里,“人”才是管理的全部内容。

与凯恩斯的这段交往经历,就留下了德鲁克那句既幽默、又犀利的话——“我和经济学家只有一个共识,那就是我不是经济学家。”

真正对德鲁克产生影响的大学者,是熊彼特。

熊彼特是德鲁克父亲的学生。1950年,德鲁克和父亲一起去看望“创新之父”熊彼特,当时熊彼特的名气已经很大,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,并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。德鲁克的父亲向熊彼特问道:“你现在还跟人提起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吗?”

这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。熊彼特年轻时很帅,风流倜傥。人们曾问过熊彼特: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?他回答道:我要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欧洲美女的情圣!

三十多年后,师生重逢,老师又问起同一个问题,这次熊彼特回答道:“是的。这个问题今天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。但是,答案却和原来大不相同了。我希望被后人所记得的是:我曾是一名将许多优秀学生培养成一流经济学家的老师。到了这个年纪,人们是不是记得我写的书和理论已经变得不重要了。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,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现平平而已。

这句话,影响了德鲁克一生。

04何为“功能正常”的社会

德鲁克不认为经济可以解释社会,于是想要通过写作,勾勒出稳定、连续、可预测与神智健全的社会。

他在第二本著作《工业人的未来》(1942年初版,1995年再版),是想提出一些可以用来重建一个稳定而功能正常的社会(a functioning society)的基本概念和制度。

此书一出,也和第一本一样被视为“政治不正确的东西”。之后德鲁克认识到一些重要因素影响着社会,于是他像剥洋葱一样,一个个剥开研究,前瞻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,并预见到了这些变化:

1.现代企业作为社会的新的整合型组织的出现;

2.“知识工作者”和“知识社会”的出现;

3.新技术,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出现,以及“创业社会”的出现;

4.“巨型国家”的成功和失败;

5.人口老龄化,放宽退休条件不可避免,等等。

定义什么是一个“功能正常的”社会,比定义什么是“健康的生命”还要难。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其中,无法看到整体。但人类需要功能正常的社会,正如人类作为生命体存在,必须要有空气以供呼吸。

德鲁克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: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、惊慌失措、四处逃跑的人群,不能称为一个“社会”。尽管那儿存在一群人,但并不存在社会。这种恐慌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崩溃,而要克服恐慌的唯一途径,是要用社会价值观、社会纪律、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。

他还提出了“社会企业”的概念,指出相对于“do well to do good”(大意是,先做好主业再行善)的传统企业,社会企业则是“do well by doing good”(大意是,通过做善事来把事做好)。

并且,他大胆预言:20世纪,我们经历了政府和企业的飞速成长。21世纪,NPO(Non-Profit Organization,非营利组织)将会在城市社会——人类新的生存环境中被我们创建。NPO同样需要飞速的成长。

这些年,人们都在谈论“新经济”,几乎没人谈论“新社会”。其实,新社会对人们要重要得多,它是新经济的底层基础。

德鲁克还第一个提出“知识社会”、“知识工作者”的概念。变迁迅速,是知识与生俱来的本质。知识,不局限于任何国家,而是跨国界,可以携带的。任何地方都可以创造知识,又快又便宜。究其本质而言,知识乃是一种不断改变的东西。

知识将在全世界通行无阻,推动着全社会的进步。人们再不能以得不到必要知识为借口,而表现差劲了。德鲁克用自己独特风格的语言说:供工作者攀爬的阶梯已经不见了,工作者必须携带自己的开山刀。

05两位“马女士”

一百年前,我们提出了“德先生”、“赛先生”;

一百年后,我们应是时候意识到:

“德先生”、“赛先生”离不开两位“马女士”:市场(Market)和管理(Management)。

第一位“马女士”:Market(市场)

计划经济体制下,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都要靠政府:生产什么、怎样生产、为谁生产。大部分资源也归政府所有,由政府分配,而不依靠市场的作用。

当国家优先发展军工和重化工业的阶段,计划经济体制有一定的优势,但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,必然扭曲价格体系。

亚当.斯密将“市场”比作“看不见的手”,而计划经济就是以计划这只”看得见的手“取代了“看不见的手”。市场经济体制下,三个基本经济问题(生产什么、怎样生产、为谁生产)由企业自主决定,跟着客户需求走。除了关系军事、国家长远战略、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、基本民生(公共产品的“市场失灵”现象),大多数产品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。

四十年的改革开放,政府计划逐步让位于市场引导,释放了企业的活力,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。但今天的中国,第一位“马女士”(Market,市场)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。只有更充分的释放市场活力,“德先生”、“赛先生”才能到来。

第二位“马女士”:Management(管理)

“管理”这位“马女士”的威力,更是无处不在,包括企业、政府、NPO,甚至家庭和个人。但是,过去几十年经济学在中国成为了一门“显学”,而管理学并未得到应有高度的重视。

之所以硅谷巨头的CEO多是印度人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度人在管理学习上的重视,从MBA教育的广泛程度上可见一斑。印度人无论是计算机工程师,还是其他专业,只要在企业工作,大部分人都修习MBA作为第二学位。

市场是由企业组成的,正如人体是由细胞、组织、器官组成的。企业内部需要管理,无论是战略、研发、生产、质量和营销,还是人才、财务和品牌,所有的企业活动都离不开“管理”二字。即便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宏观治理,也需要学习管理,比如决策应如何制定,甚至会议该如何召开才能真正集思广益、科学决策。这涉及管理学领域中很重要的部分,包括决策科学、组织行为学

相比市场,管理表面看起来是微观的,其实见微知著。

然而,很多中国人还远未充分理解和足够重视第二位“马女士”。对管理严重缺乏常识、缺乏认知的状况,与中国的历史、文化有关。孔儒重官轻商的思想影响太深,深入骨髓,和新教文明影响的西方,是底层思维和逻辑架构的不同,或可说,这也许是发展的分水岭。

中国过去四十年,放松政府管制和对外开放带来的市场爆发,释放了市场和企业的活力,这让中国的企业家们更着迷于向外的扩张和投资,而不是向内的作功和挖潜。

这就是绝大部分人并未理解任正非关于都江堰思想的深刻用意,深淘滩,低作堰,就是对外开放,对内挖潜。

06被误读的“管理”

管理在中国被严重误解和低估了,甚至轻视和嘲笑管理反而成了时尚。常听到“管理阻碍创新”、“谈管理已经过时了”之类的论调,只有任正非旗帜鲜明地说:“技术、资金、人才不是华为的竞争力,对技术、资金、人才的管理才是。“

过去几十年,压抑太久的巨大国内市场突然爆发,让“猪都能飞起来”。赚钱有多容易,管理就有多混乱。三年疫情及后疫情时代,会对中国企业提出新的挑战,活下来才是真道理,正应了那句话:当潮水退去,才会知道谁在裸泳。

为何说管理是企业真正的竞争力?因为管理无法复制和照搬,别说国外企业的经验无法照搬给国内,就连华为的成功,其他中国企业也无法简单效仿,否则就很容易“邯郸学步”。每个企业都不一样,正如每个人都不一样,任何人都无法复制别人的成功,但总是可以学习。

中国企业从市场“蛮荒”年代走来,很多还未真正穿上现代管理的“鞋子”,更不懂得如何为自己“编织”一双合脚的、专业的好鞋,才能跑得更稳、更快、更远。而这才是其他企业无法复制的真正竞争力。

有的人误以为“管理就是裁人”,其实大错特错了。管理恰恰是不必裁人、不需裁人。凡是遇到危机就裁人的公司,都说明管理其实并没有真正做好。

管理,也不是冰冷繁复的工具。德鲁克说过:管理,是为了激发善意。管理,是”让人成为人”。

07德、赛先生和两位马女士,结伴而行

对于企业,管理是为了以人为本,而不是束缚或无足轻重,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长久生命力的保障。

对于社会,管理是为了以民为主、为民做主,而不是科学和民主的阻碍,它是科学与民主的前提和基础。

管理和市场,应成为社会的常识、共识,才能支撑民主、科学这些”高过头顶“的普世价值

对于市场、民主、科学,管理是不可或缺的。

没有管理,市场也难以有效、持久地发挥作用。没有合理的治理机制(宏观管理),“德先生”难以落实和持续,如同百年前的“假共和”和拿破仑的加冕称帝;没有对科学规律的理解,对科学所需环境的设计和管理,“赛先生”难以释放活力,贝尔实验室的兴盛和衰落,就有力地说明了对“科学”所需条件和环境进行“管理”的优劣差异。

管理,既是一门科学,也是一门艺术,更是一门实践。

管理看似最不重要,却既作用于企业微观层面,又作用于产业和国家宏观层面。我们期盼了一百年的德先生、赛先生,如果缺少两位“马女士”,就会步履蹒跚,姗姗来迟。

“《经济人的末日》可能是与今天的年轻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本书,它提醒我们,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当年那场人生浩劫,如何做,才能避免重蹈覆辙。”德鲁克这句话,放在今天仍余音绕梁,久久回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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